雕塑家隋建国浅谈89后的创痛与焦虑感
刘：进入到了创作期的转折点，逐渐认识、确认了作为“艺术家“的自我。
隋：1996年作品《殛》的完成，将几年来积压的心理创痛与同时并存的自责直接呈现出来，至此我确信自己掌握了一种雕塑言语方式，形成了自己的方法——擅长，在作品中营造自己所习惯的意境和氛围——内向，沉重。媒介的处理方式和展场布置方式重合的结果，是艺术家作品“气质”的形成。
刘：我觉得你1989年之前处于表现主义状态，把自己的真实状态表现出来就可以了。后来这种热情突然冷却下来，给了你一个回头看自己的机会。
隋：我当时是宁愿把我自己当做一块石头。这里面还潜藏着一个东西，就是自虐的快感：石头坚硬很难打得动；越打不动，我越要打，一抬头，太阳已经落山了。那个时候我就想避开北京这个烦心的地方，通过身体的劳累减轻精神上的痛苦，安静下来反省自己。当然首先得通过自己的体力劳动把石头转化为自己生命的承载者。
隋：1989年的政治风波让我突然间进入了一个特殊状态。意识深处的“自我“沉浸在这一状态中，持续到1996年才逃脱出来，我期待在创作实践中将这种状态物化和显现。
1989年秋天，在远离伤心之地北京的蓟县大山里，因为反省之前盲目的热情与喧嚣，无意之间对坚硬冷漠的石头有了感悟，而且这个“感悟”跟之前所有不痛不痒的感悟完全不同。它需要一个高强度高硬度的着力点。只有石头，钢铁之类的才能承载得了你的心。这个时候给你一团棉花，你会觉得不够硬。这个时候你的“心”跟外物碰撞的时候，对物质是有要求的。因为这时候你的心是完全变成了极端状态的一颗心。
3人小组的实践，为我下一阶段在艺术观念和方法上的深入拓展打开了一扇门。
刘：其实这些作品奠定了你初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地位。
在石头上留下痕迹，是人与世界的对话过程。于是，有了参加《方位——1992》展的一组作品——《结构系列》。这样的自我一旦显现，就再也不会消失，它成为我一生艺术道路的基准石和定音板，将此前与此后的线索贯穿了起来。对这一状态的呈现，成为我艺术命运的入口。自我主体与时空坐标在对话的过程中得以建立起来。由于不能摆脱内心深层的沉重与纠结状态，《结构系列》终被压缩和强化，发展出《地罣》与《封闭的记忆》、《记忆空间》等一组作品，后在中央美院画廊做了“记忆空间——铸铜雕塑1994系列个人作品展”。
隋：1994年底，我去印度考察。确认“艺术参与现实生活”是的出路。回国后，我与展望、于凡组成了3人小组，借美院搬家与“世妇会”在北京召开的机会，1997年举办了《开发计划》与《女人现场》两个展览。为此，甚至有必要跳出艺术常规。并同时确立了工作规则：抓住相关社会事件，但须与我有关，由此获得艺术介入的理由。对照印度艺术的多个层面，我再次确认单纯从形式上继承传统毫无希望。
